《納粹大屠殺》(Conspiracy)是2001年BBC和HBO合製的電視電影,繪聲繪影地重現了1942年在柏林郊區舉行的「萬湖會議」(Wannsee Conference)。這場只有一個半小時的極機密會議,僅由十五個人召開,就決定了二戰期間至少六百萬尤太人被屠殺的命運。全片圍繞著會議桌展開,表面上是討論「尤太人問題」(the Jewish Question),實際上是要求各佔領區負責人及行政官員,能配合納粹德國進行尤太滅族手段──「最終解決方法」(The Final Solution)──以便能以最高效率完成元首的意志,建立一個沒有尤太人的世界(free of Jewish)。在這個前提下,原本對這項行動有疑慮或持反對意見的與會者,如總理府副秘書長克里欽格和參與許多重要排尤法令編撰的內政部次斯圖卡特,都因受到海德里希私下一對一的恐嚇,而在會議最後與所有其他激進分子表達對此滅絕計畫百分百的支持,整個過程就像《十二怒漢:大審判》(12 Angry Men)的納粹版。
這十五人的身分和姓名分別是:(註1)
1) 國家安全總局局長萊茵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
2) 波蘭佔領區次長及副總督約瑟夫.布勒(Josef Bühler)
3) 司法部次長羅蘭德.弗萊斯勒博士(Roland Freisler)
4) 內政部次長威廉.斯圖卡特(Wilhelm Stuckart)
5) 親衛隊種族及再安置本部部長奧托.霍夫曼(Otto Hofmann)
6) 納粹黨黨務中心副秘書長格哈德.哈洛普佛博士(Gerhard Klopfer)
7) 總理府副秘書長腓特烈.克里欽格(Friedrich Kritzinger)
8) 親衛隊突擊大隊領袖魯道夫.蘭格博士(Rudolf Lange)
9) 東部佔領區政務委員與聯絡官喬格.賴布蘭博士(Georg Leibbrant)
10) 外交部親衛隊聯絡官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1) 納粹黨東部佔領區領袖阿爾弗雷德.邁耶(Alfred Meyer)
12) 親衛隊集團領袖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üller)
13) 四年計畫全權負責人辦公室次長埃力希.紐曼(Erich Neumann)
14) 安全警察與親衛隊情報機關波蘭佔領區指揮官卡爾.仙哥特(Karl Eberhard Schöngarth)
15) 受命安排此會議、主導尤太人移送集中營之運輸和屠殺作業,也是1961年耶路撒冷大審的主角戰犯:尤太人事務負責人、蓋世太保、親衛隊上級突擊大隊領袖(後晉升中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他也是與會者中官階最低的一人。
從這些看來洋洋灑灑的抬頭,就能發現納粹集團其實是透過縝密的科層制,從上到下極有系統地在消滅尤太人,且行之有年。從最初的強制驅離、強迫節育措施,到安置進暫時性勞動集中營和最後的死亡集中營,這些技術官僚,包括原本自稱「良心不安」的艾希曼,其實有足夠的時間對這血腥殺戮反應或反思、甚至決定不參與,但是這件事卻從未發生。漢娜.鄂蘭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凡的邪惡》一書中,描述艾希曼終於放下內心的罪咎感,是因為看到所有「高層人士」無不爭相在此任務中擔任先鋒角色,於是他說服自己:「[我]有什麼資格判斷?以為自己是誰?居然想對這件事發表想法?」(135)就鄂蘭當時所閱讀的資料和理解,她判斷艾希曼「格外勤奮努力」,只是因為「一心一意想升官加爵,除此之外…毫無動機,而我們無法說這種勤奮是犯罪,因為他永遠不會殺害上司以篡其職位」。最後鄂蘭提出,艾希曼充其量只是「喪失思考能力(但這絕不等於愚蠢)」,而且「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317)。
鄂蘭的這個分析帶出了她備受爭議的邪惡之平庸本質,而的確在剛看完《漢娜鄂蘭:真理無懼》(Hannah Arendt)後,會震懾於從這個角度所理解的大屠殺與拋棄獨立思考能力的可怕,也會再次發現官僚體系的「行政性屠殺(administrative massacres)」,是如此在一種恪守嚴格語言規範(或文字遊戲)(註2)、反智性思考,及盲目服從(註3)中,遂行其既秘密又公開的邪惡計畫。
然而這個結論似乎可適用於某些簡單聽命、麻木不仁的低階官僚,卻難以解釋高階納粹的思考力和動機,畢竟他們正是一手策畫大屠殺計畫的始作俑者。反對者提出許多有利的分析(註4),而清大的蔣興儀教授也在她的文章──「從『惡的平庸性』到『惡魔之惡』:紀傑克對惡的問題的反省」中,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提出另一種可能性。她引介拉岡的精神分析,解釋納粹軍人行為的出發點屬於「純粹的倫理之惡」,意即「背後沒有病理學的動機」,而是透過「犧牲自我利益」,得到「痛苦中的快樂」(也就是所謂的「極爽」jouissance)。這種「極爽」狀態因宣稱告別了自我利益,讓自己受苦而能繼續維持,甚至「增強更為堅實的自我核心」。同時這種「強烈依附於惡」的行為本身還因此「獲得一種倫理位置」。簡言之,這些高階納粹把自己當成「更高的(大寫)歷史必然性的工具」(438-9),而能為了某種虛妄的理想,掃除/犧牲所有阻礙物,包括自我罪咎感或他人之性命。他們的理想,即在打造一個更健全、消除奸詐狡猾尤太人種的社會。
文中提到的弔詭處在於,納粹為了達成這種可謂超現實的「人性理想」,成為最極端的「人文主義者」:相信人必須經過打擊和淬鍊才能成為「強人」、「超人」,做不到這一點即需要被立即淘汰和毀滅,而最終成為了「非人主義者」(447-52),也就是鄂蘭認為艾希曼和納粹德國在大審中被判定的罪:「反人類罪」──「攻擊人類的多樣性」,若國家被允許犯下這種罪,「人類將因此滅絕」(297-8)。
但歸根結柢,這群「帶著極爽」、積極主動要來改造人性和世界的納粹官僚,在其「熱血道德家」的表象下是對自我和整個民族的高度不信任與恐懼。面對尤太人的「無同一性」和「無家園性」時(450),他們所建構出的「同一想像」和維持尊嚴的根基受到挑戰,並深怕這群非理性的原始人會毀了他們邁向「完人」的目標。
電影中有一幕是這樣的:會議中場休息時間,當艾希曼發現門外負責看管區域領導人車輛的下士們打起了雪仗,用力打了帶頭士兵一巴掌,怒斥:「沒有一時興起這種事!」不難理解,納粹的邏輯在於一切受嚴格的工具理性控制和把持;所有與終極目標不一致的人事物都必須剷除。儘管尤太大屠殺至今已過了七十年,世上也不復見同等規模的駭人惡行,但這造成歷史悲劇的惡的本質仍以不同表現手法、不同程度在人類社會中流竄、變形著;從肉體上的屠殺演化至精神上的摧毀,有人受它煽動、有人享受它,也仍有無數人為其所苦而無法言說。無論是個人或社會層面,以理想名義遂行暴力之實的事件還是層出不窮,唯有持續思考和保持警覺,才能真正遠離這些無形之惡對自由心靈的扼殺。
【註1】參見維基百科萬湖會議;另一資料來源
【註2】鄂蘭提到,與大屠殺相關的詞彙都必須「嚴格遵守特定的『語言規則』」,以「最終解決方案」、「撤離」、「特殊處理」或「重新安置」來代替「滅絕」、「清算」或「屠殺」等字眼(105)
【註3】《浩劫》這部紀錄片中,一位受訪的SS下士坦承當時完全不知道自己即將要去處理大批尤太人屍體,他們被分派任務前都必須先簽保密協定。另一位負責安排死亡列車(special trains or death trains)送尤太人到Treblinka毒氣室的德國技術官僚,甚至完全不知自己正在協助執行滅絕行動(訪談影片)。
【註4】參考資料(1)(2)
圖片來源 picture
這十五人的身分和姓名分別是:(註1)
1) 國家安全總局局長萊茵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
2) 波蘭佔領區次長及副總督約瑟夫.布勒(Josef Bühler)
3) 司法部次長羅蘭德.弗萊斯勒博士(Roland Freisler)
4) 內政部次長威廉.斯圖卡特(Wilhelm Stuckart)
5) 親衛隊種族及再安置本部部長奧托.霍夫曼(Otto Hofmann)
6) 納粹黨黨務中心副秘書長格哈德.哈洛普佛博士(Gerhard Klopfer)
7) 總理府副秘書長腓特烈.克里欽格(Friedrich Kritzinger)
8) 親衛隊突擊大隊領袖魯道夫.蘭格博士(Rudolf Lange)
9) 東部佔領區政務委員與聯絡官喬格.賴布蘭博士(Georg Leibbrant)
10) 外交部親衛隊聯絡官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1) 納粹黨東部佔領區領袖阿爾弗雷德.邁耶(Alfred Meyer)
12) 親衛隊集團領袖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üller)
13) 四年計畫全權負責人辦公室次長埃力希.紐曼(Erich Neumann)
14) 安全警察與親衛隊情報機關波蘭佔領區指揮官卡爾.仙哥特(Karl Eberhard Schöngarth)
15) 受命安排此會議、主導尤太人移送集中營之運輸和屠殺作業,也是1961年耶路撒冷大審的主角戰犯:尤太人事務負責人、蓋世太保、親衛隊上級突擊大隊領袖(後晉升中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他也是與會者中官階最低的一人。
從這些看來洋洋灑灑的抬頭,就能發現納粹集團其實是透過縝密的科層制,從上到下極有系統地在消滅尤太人,且行之有年。從最初的強制驅離、強迫節育措施,到安置進暫時性勞動集中營和最後的死亡集中營,這些技術官僚,包括原本自稱「良心不安」的艾希曼,其實有足夠的時間對這血腥殺戮反應或反思、甚至決定不參與,但是這件事卻從未發生。漢娜.鄂蘭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凡的邪惡》一書中,描述艾希曼終於放下內心的罪咎感,是因為看到所有「高層人士」無不爭相在此任務中擔任先鋒角色,於是他說服自己:「[我]有什麼資格判斷?以為自己是誰?居然想對這件事發表想法?」(135)就鄂蘭當時所閱讀的資料和理解,她判斷艾希曼「格外勤奮努力」,只是因為「一心一意想升官加爵,除此之外…毫無動機,而我們無法說這種勤奮是犯罪,因為他永遠不會殺害上司以篡其職位」。最後鄂蘭提出,艾希曼充其量只是「喪失思考能力(但這絕不等於愚蠢)」,而且「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317)。
鄂蘭的這個分析帶出了她備受爭議的邪惡之平庸本質,而的確在剛看完《漢娜鄂蘭:真理無懼》(Hannah Arendt)後,會震懾於從這個角度所理解的大屠殺與拋棄獨立思考能力的可怕,也會再次發現官僚體系的「行政性屠殺(administrative massacres)」,是如此在一種恪守嚴格語言規範(或文字遊戲)(註2)、反智性思考,及盲目服從(註3)中,遂行其既秘密又公開的邪惡計畫。
然而這個結論似乎可適用於某些簡單聽命、麻木不仁的低階官僚,卻難以解釋高階納粹的思考力和動機,畢竟他們正是一手策畫大屠殺計畫的始作俑者。反對者提出許多有利的分析(註4),而清大的蔣興儀教授也在她的文章──「從『惡的平庸性』到『惡魔之惡』:紀傑克對惡的問題的反省」中,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提出另一種可能性。她引介拉岡的精神分析,解釋納粹軍人行為的出發點屬於「純粹的倫理之惡」,意即「背後沒有病理學的動機」,而是透過「犧牲自我利益」,得到「痛苦中的快樂」(也就是所謂的「極爽」jouissance)。這種「極爽」狀態因宣稱告別了自我利益,讓自己受苦而能繼續維持,甚至「增強更為堅實的自我核心」。同時這種「強烈依附於惡」的行為本身還因此「獲得一種倫理位置」。簡言之,這些高階納粹把自己當成「更高的(大寫)歷史必然性的工具」(438-9),而能為了某種虛妄的理想,掃除/犧牲所有阻礙物,包括自我罪咎感或他人之性命。他們的理想,即在打造一個更健全、消除奸詐狡猾尤太人種的社會。
文中提到的弔詭處在於,納粹為了達成這種可謂超現實的「人性理想」,成為最極端的「人文主義者」:相信人必須經過打擊和淬鍊才能成為「強人」、「超人」,做不到這一點即需要被立即淘汰和毀滅,而最終成為了「非人主義者」(447-52),也就是鄂蘭認為艾希曼和納粹德國在大審中被判定的罪:「反人類罪」──「攻擊人類的多樣性」,若國家被允許犯下這種罪,「人類將因此滅絕」(297-8)。
但歸根結柢,這群「帶著極爽」、積極主動要來改造人性和世界的納粹官僚,在其「熱血道德家」的表象下是對自我和整個民族的高度不信任與恐懼。面對尤太人的「無同一性」和「無家園性」時(450),他們所建構出的「同一想像」和維持尊嚴的根基受到挑戰,並深怕這群非理性的原始人會毀了他們邁向「完人」的目標。
電影中有一幕是這樣的:會議中場休息時間,當艾希曼發現門外負責看管區域領導人車輛的下士們打起了雪仗,用力打了帶頭士兵一巴掌,怒斥:「沒有一時興起這種事!」不難理解,納粹的邏輯在於一切受嚴格的工具理性控制和把持;所有與終極目標不一致的人事物都必須剷除。儘管尤太大屠殺至今已過了七十年,世上也不復見同等規模的駭人惡行,但這造成歷史悲劇的惡的本質仍以不同表現手法、不同程度在人類社會中流竄、變形著;從肉體上的屠殺演化至精神上的摧毀,有人受它煽動、有人享受它,也仍有無數人為其所苦而無法言說。無論是個人或社會層面,以理想名義遂行暴力之實的事件還是層出不窮,唯有持續思考和保持警覺,才能真正遠離這些無形之惡對自由心靈的扼殺。
【註1】參見維基百科萬湖會議;另一資料來源
【註2】鄂蘭提到,與大屠殺相關的詞彙都必須「嚴格遵守特定的『語言規則』」,以「最終解決方案」、「撤離」、「特殊處理」或「重新安置」來代替「滅絕」、「清算」或「屠殺」等字眼(105)
【註3】《浩劫》這部紀錄片中,一位受訪的SS下士坦承當時完全不知道自己即將要去處理大批尤太人屍體,他們被分派任務前都必須先簽保密協定。另一位負責安排死亡列車(special trains or death trains)送尤太人到Treblinka毒氣室的德國技術官僚,甚至完全不知自己正在協助執行滅絕行動(訪談影片)。
【註4】參考資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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