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rence Venuti(1953-)是美國天普大學英文系教授,也是位著名的翻譯理論家、翻譯歷史學家及譯者,擅長翻譯義大利文、法文和加泰隆語(西班牙巴塞隆納地區用語)文學作品。他的譯作得過不少獎項,但他的翻譯理論似乎頗受爭議,尤其是強調「異化翻譯法」(foreignization)。他認為譯作不該用英文本身的語言和文化完全消化──同時消滅(erase)──外來的語言文化,而該保留其異質性,作為一種「悖離民族的壓力」,並藉此「把讀者送出國」。這樣的翻譯策略企圖使譯者成為基進的進口文化操縱者,讓他們一向近乎隱形而靜默的身分出現巨大翻轉。
在Venuti的一篇文章"Towards A Translation Culture”中,他再次展現了對翻譯不僅作為一門學科,更是一種文化使命的野心和想像。文章從他自己的詩作翻譯在出版過程中遭受阻礙談起,討論文學翻譯被出版社拒絕的原因,也因此論及譯者對於出產翻譯的過程本身該具備的反思能力。Venuti在文中大力批判了譯界普遍持有的重「純文學」(belletrism)的態度,認為此態度導致了翻譯本身的侷限,使譯作無法被有系統地探討、評價和改進,也讓翻譯停留在「反智」、反理論的「經驗主義」:一切以實作為準,並以印象派的方式判定譯文的優劣,如字句的比對、訴諸讀者的主觀美感經驗,或使譯文讀者獲得和原文讀者同樣的情感反應(實際上類似所謂的「翻譯目的論」)。Venuti對此提出尖銳的質疑:讀者來自四面八方,各有不同背景,譯文要怎麼保證讓每個人都有相同感受?譯者又如何能確知作者原意,而在譯作中製造出與原文同樣的調性、意圖和論述層級呢?
因此Venuti提出一種「詮釋學型」(hermeneutic model)的翻譯策略,期待譯者能在原文(source text)和自己身處的文化條件(cultural conditions,如價值觀、信仰和再現方式)之間動態性地調整譯文。如此一來,譯文的意義是暫時性且多變的。譯者也必須同時具備能夠「清楚解釋」自己所採用的翻譯策略的能力──能說明自己是依據哪些翻譯變因(interpretants)而採取特定的策略,這些變因包含對等性(equivalence)、風格(style)和特定主題性(意義和暗號)。要能把原因說清楚,譯者就必須有以下條件:對外語優秀的掌握力、能運用多種不同的寫作風格(清晰、準確、能引起讀者共鳴的語言)、對翻譯傳統、理論和歷史脈絡有深厚的認識,擁有某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
Venuti強調「理論化」代表自覺和自我批判,能幫助譯者拓展翻譯的風格技巧。對這位把翻譯視為本體而非只是工具的翻譯家而言,所謂的「翻譯文化」(translation culture)是指一個能將翻譯這件事系統化、條理化的環境(或社會氛圍)。在這樣的環境裡,翻譯才能以淵博的知識為基礎,有意識地被書寫、閱讀、教導和研究。同時,這樣一批有知覺的譯者能透過各種方式交流翻譯知識,如研究論文、關於翻譯理論和歷史的文章、提供出版商參考的譯作評論報告、翻譯小說或詩集的書評,甚至個人部落格⋯等等。Venuti認為,唯有譯者自己改變對翻譯這項任務的期待及對自己譯作呈現的想像時,才有可能改變處於文化邊緣的命運。
儘管Venuti的文章讀來似乎過於理想,後來也的確因為過度貶低他所認定的純文藝化(belletrism)翻譯走向而遭致批評,但他指出了一個重點:若譯者自己都不能用更認真的眼光看待或期待作為一門實務以外的研究或藝術的翻譯行為(尤其是文學翻譯),那麼在這出版業走得格外辛苦的今天,還會有什麼人會在乎呢?
在Venuti的一篇文章"Towards A Translation Culture”中,他再次展現了對翻譯不僅作為一門學科,更是一種文化使命的野心和想像。文章從他自己的詩作翻譯在出版過程中遭受阻礙談起,討論文學翻譯被出版社拒絕的原因,也因此論及譯者對於出產翻譯的過程本身該具備的反思能力。Venuti在文中大力批判了譯界普遍持有的重「純文學」(belletrism)的態度,認為此態度導致了翻譯本身的侷限,使譯作無法被有系統地探討、評價和改進,也讓翻譯停留在「反智」、反理論的「經驗主義」:一切以實作為準,並以印象派的方式判定譯文的優劣,如字句的比對、訴諸讀者的主觀美感經驗,或使譯文讀者獲得和原文讀者同樣的情感反應(實際上類似所謂的「翻譯目的論」)。Venuti對此提出尖銳的質疑:讀者來自四面八方,各有不同背景,譯文要怎麼保證讓每個人都有相同感受?譯者又如何能確知作者原意,而在譯作中製造出與原文同樣的調性、意圖和論述層級呢?
因此Venuti提出一種「詮釋學型」(hermeneutic model)的翻譯策略,期待譯者能在原文(source text)和自己身處的文化條件(cultural conditions,如價值觀、信仰和再現方式)之間動態性地調整譯文。如此一來,譯文的意義是暫時性且多變的。譯者也必須同時具備能夠「清楚解釋」自己所採用的翻譯策略的能力──能說明自己是依據哪些翻譯變因(interpretants)而採取特定的策略,這些變因包含對等性(equivalence)、風格(style)和特定主題性(意義和暗號)。要能把原因說清楚,譯者就必須有以下條件:對外語優秀的掌握力、能運用多種不同的寫作風格(清晰、準確、能引起讀者共鳴的語言)、對翻譯傳統、理論和歷史脈絡有深厚的認識,擁有某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
Venuti強調「理論化」代表自覺和自我批判,能幫助譯者拓展翻譯的風格技巧。對這位把翻譯視為本體而非只是工具的翻譯家而言,所謂的「翻譯文化」(translation culture)是指一個能將翻譯這件事系統化、條理化的環境(或社會氛圍)。在這樣的環境裡,翻譯才能以淵博的知識為基礎,有意識地被書寫、閱讀、教導和研究。同時,這樣一批有知覺的譯者能透過各種方式交流翻譯知識,如研究論文、關於翻譯理論和歷史的文章、提供出版商參考的譯作評論報告、翻譯小說或詩集的書評,甚至個人部落格⋯等等。Venuti認為,唯有譯者自己改變對翻譯這項任務的期待及對自己譯作呈現的想像時,才有可能改變處於文化邊緣的命運。
儘管Venuti的文章讀來似乎過於理想,後來也的確因為過度貶低他所認定的純文藝化(belletrism)翻譯走向而遭致批評,但他指出了一個重點:若譯者自己都不能用更認真的眼光看待或期待作為一門實務以外的研究或藝術的翻譯行為(尤其是文學翻譯),那麼在這出版業走得格外辛苦的今天,還會有什麼人會在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