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所舉辦的「第五屆翻譯與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移動/互動/運動:開拓多元文化空間」(Movement/Interaction/Motivation: Exploring Multicultural Space)在昨天濕冷的氣候中圓滿結束。身為半路出家的孤獨譯者,我帶著必須自闢學習途徑的心態和一睹王斑(Ban Wang)教授風采的期待前往,這也是我在完全脫離學術圈兩年多後第一次重返這種場合。雖然因工作需要或接案都在接觸和處理翻譯,也從實務經驗中有些領悟,但對於翻譯的理論框架或可延伸的文化論述仍然陌生。也因此這次參與會議的經驗彷彿逛了一回翻譯的大觀園。
大會囊括的論文非常多元,由翻譯為主體或手段切入文學、社會文化、宗教和政治的討論。從對Wallace Stevens詩作中食物作為人類生存處境的轉譯、香港後殖民中食物的溫情意象到城市本身作為翻譯政治的場域,或從賽珍珠作品中對中國的東方主義再現、聖經版本的比較、佛典傳入中國後譯本的普及和缺失,到譯者作為詩人對中文古詩翻譯的風格策略等等,無所不包。小至細微的文本分析,大至「文化解疆域」衍伸的種種課題,翻譯成了其中各種意識形態和力量互相搏鬥和制衡的戰場,成為一種多方協商、具動態性的過程和結果,而其重要性與其說是取決於譯作本身的精確或完整度,不如說更是隨著文本/譯本以外的社會歷史脈絡(及讀者接受度)不斷流動和改變的。
透過這些對翻譯行為和影響的探討,「翻譯」本身的定義也正不斷跨越既有的意涵。作為在多重勢力下,為達到文化指涉和符號解碼的語言跨界行為,「翻譯」二字已成為下列種種可能的縮寫,包含詮釋、轉譯、轉換、作為「原作的來生」(afterlife,班雅明語)、溝通、協調,或甚至扭曲及偏誤(註一)。從這樣的角度思考,翻譯於是可以被納入更廣大的文化語境中,也可以解讀更多尤其是現代化或全球化的歷史脈絡和文化旅行。或許這樣描述也並不為過──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廣義的翻譯史。
不過在這些看似無邊無盡的定義流轉和協商奮戰中,翻譯到底還能以什麼為依歸?這個問題永遠困擾著致力於完成「信達雅」三種使命的譯者。關於這點,班雅明的「譯作者的任務」給了我們很棒的啟示。儘管文章的出發點在討論傳統文學文本的翻譯過程,但仍緊扣著翻譯的本質和每個時代譯者一致的企圖與追求──「譯作者的任務是在譯作的語言裡創造出原作的回聲,為此,譯作者必須找到作用於這種語言的意圖效果,即意向性」(88)(註二)。他同時也以一個詩意的譬喻化解譯作中「忠實」和「自由」的永恆對抗:
原作與譯作的關係究竟意味著什麼重要性?不妨打個比方。一條切線只在一點上和圓輕輕地碰觸,是這個碰觸本身而不是那個點定下法則,切線便是據此持續其筆直路徑朝向無限(infinity)。同樣,譯作只是在這個無限小(infinitely small)的意義之點上輕輕地觸碰原作,隨即便在語言之流的自由國度中,按照忠實法則(law of fidelity)繼續自身的進程。(Benjamin, 1968:80)(吳哲良譯)(註三)
從忠實原著的初心出發,讓文字自由流往該去的地方,這是翻譯之所以被歸類為二次創作的原因,就像帶著不同武器但打了一樣的勝仗,帶著不同的禮物但製造出同樣的驚喜。
翻譯的角色隨著歷史演進,似乎正努力從眾多文化殖民的包袱中走出來(即便很緩慢),朝以互相理解和尊重為目標的道路前進。畢竟就如研討會中學者提到的迷人引述:「翻譯是承認他者的存在」──「他者」是翻譯的前提和基礎,沒有「他者」,翻譯即沒有存在的必要。但值得繼續觀察和思考的是,現今的社會中仍有太多面向是拒絕「被翻譯」、拒絕「接受翻譯」,或甚至不可譯的(比如社會階級、貧富差距、政客語言和外籍移工的生存狀態等)。
無論如何,研討會開啟了許多思考的方向,對正在拼湊譯者和翻譯全貌的我來說,這是個啟發的開始。
【註1】參考王志弘老師的論文「城市作為翻譯政治的場域:理論性的探索」摘要內容
【註2】參考《啟迪:本雅明文選》。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此為簡體本)
【註3】參考「翻譯的皺褶」(The Folds of Translation)。吳哲良。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月報》第45期(2005/4/25)
大會囊括的論文非常多元,由翻譯為主體或手段切入文學、社會文化、宗教和政治的討論。從對Wallace Stevens詩作中食物作為人類生存處境的轉譯、香港後殖民中食物的溫情意象到城市本身作為翻譯政治的場域,或從賽珍珠作品中對中國的東方主義再現、聖經版本的比較、佛典傳入中國後譯本的普及和缺失,到譯者作為詩人對中文古詩翻譯的風格策略等等,無所不包。小至細微的文本分析,大至「文化解疆域」衍伸的種種課題,翻譯成了其中各種意識形態和力量互相搏鬥和制衡的戰場,成為一種多方協商、具動態性的過程和結果,而其重要性與其說是取決於譯作本身的精確或完整度,不如說更是隨著文本/譯本以外的社會歷史脈絡(及讀者接受度)不斷流動和改變的。
透過這些對翻譯行為和影響的探討,「翻譯」本身的定義也正不斷跨越既有的意涵。作為在多重勢力下,為達到文化指涉和符號解碼的語言跨界行為,「翻譯」二字已成為下列種種可能的縮寫,包含詮釋、轉譯、轉換、作為「原作的來生」(afterlife,班雅明語)、溝通、協調,或甚至扭曲及偏誤(註一)。從這樣的角度思考,翻譯於是可以被納入更廣大的文化語境中,也可以解讀更多尤其是現代化或全球化的歷史脈絡和文化旅行。或許這樣描述也並不為過──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廣義的翻譯史。
不過在這些看似無邊無盡的定義流轉和協商奮戰中,翻譯到底還能以什麼為依歸?這個問題永遠困擾著致力於完成「信達雅」三種使命的譯者。關於這點,班雅明的「譯作者的任務」給了我們很棒的啟示。儘管文章的出發點在討論傳統文學文本的翻譯過程,但仍緊扣著翻譯的本質和每個時代譯者一致的企圖與追求──「譯作者的任務是在譯作的語言裡創造出原作的回聲,為此,譯作者必須找到作用於這種語言的意圖效果,即意向性」(88)(註二)。他同時也以一個詩意的譬喻化解譯作中「忠實」和「自由」的永恆對抗:
原作與譯作的關係究竟意味著什麼重要性?不妨打個比方。一條切線只在一點上和圓輕輕地碰觸,是這個碰觸本身而不是那個點定下法則,切線便是據此持續其筆直路徑朝向無限(infinity)。同樣,譯作只是在這個無限小(infinitely small)的意義之點上輕輕地觸碰原作,隨即便在語言之流的自由國度中,按照忠實法則(law of fidelity)繼續自身的進程。(Benjamin, 1968:80)(吳哲良譯)(註三)
從忠實原著的初心出發,讓文字自由流往該去的地方,這是翻譯之所以被歸類為二次創作的原因,就像帶著不同武器但打了一樣的勝仗,帶著不同的禮物但製造出同樣的驚喜。
翻譯的角色隨著歷史演進,似乎正努力從眾多文化殖民的包袱中走出來(即便很緩慢),朝以互相理解和尊重為目標的道路前進。畢竟就如研討會中學者提到的迷人引述:「翻譯是承認他者的存在」──「他者」是翻譯的前提和基礎,沒有「他者」,翻譯即沒有存在的必要。但值得繼續觀察和思考的是,現今的社會中仍有太多面向是拒絕「被翻譯」、拒絕「接受翻譯」,或甚至不可譯的(比如社會階級、貧富差距、政客語言和外籍移工的生存狀態等)。
無論如何,研討會開啟了許多思考的方向,對正在拼湊譯者和翻譯全貌的我來說,這是個啟發的開始。
【註1】參考王志弘老師的論文「城市作為翻譯政治的場域:理論性的探索」摘要內容
【註2】參考《啟迪:本雅明文選》。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此為簡體本)
【註3】參考「翻譯的皺褶」(The Folds of Translation)。吳哲良。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月報》第45期(200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