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昨日看完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馬拉松式的《浩劫》(Shoah)之後,今天又接著看完導演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去年才以舊資料剪輯而成的《浩劫:未竟審判》(The Last of the Unjust),加上最後一小時的映後座談,整個活動耗時近15小時才完成。除了許多影展工作人員辛苦的策劃到現場執行,許多對二戰猶太人遭遇有興趣了解的觀眾也是不可少的。
昨天和我一起坐在電影院裡,一整天幾乎沒什麼吃喝、把影片嗑完的觀眾大約有一百多位。這些觀眾我相信是因為電影本身具有的歷史價值和意義而坐在這裡的,因為嚴格說起來,這部影片並不算好看。所謂的不好看在於主題的嚴肅及影像的乏味(visual insipidity)。這部1985年完成的紀錄片長9個半小時,並以近乎完全口述歷史的方式呈現,因導演認為這樣才能逼近(但也永遠無法重拾)他想得要的、關於猶太人種族滅絕的真相。當然,這部影片的震撼之處也在於此,就像有人把書打開來唸給你聽一樣,觀眾必須跟著敘述去想像和重現所有不復存在的歷史畫面,諸如猶太區的慘狀、死亡集中營每日早晨必唱的納粹歌曲、猶太人被SS禁衛軍強迫徒手挖屍體等等。影片中眾多地點、人名、數字、事件讓人來不及消化。
映後座談時間,滿廳觀眾都期待一睹導演的風采,聽聽這位記錄歷史的偉大導演要親口說些什麼。影展單位費盡心思將他從法國請來,更特別找來北京電影學院專攻法國電影的張獻民教授擔任口譯,但整個過程都令人感到挫折。首先是年邁的導演在回答主持人問題時都自顧自地、聲音模糊地用法文講著,一講就是十分鐘,才讓口譯員進行一長串翻譯,觀眾也是到那時才得以理解他的話,其餘時間只能放空。如此進行了大約兩輪就已經超時了。導演於是希望能至少開放讓觀眾問一個問題再結束,而這也是不幸的開始。
就如所有在亞洲國家的演講或課堂會發生的狀況,總是很少人願意主動舉手發言。不過就在那一瞬間有位年輕女孩起身發問。她的問題有些鬆散,但主旨是想知道導演對於目前在巴勒斯坦立國的猶太人的看法,即他們從過去的被害者角色成為現在的加害者。沒想到導演聽完後臉色大變,由口譯員轉述:「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這是對我的侮辱。」主持人只好趕快說:「那我們就停在這邊。」頓時全場一陣尷尬,工作人員的臉也扭曲了一下。於是座談嘎然而止,大家連掌聲都沒有給就魚貫離場。在這長達13小時、充滿話語的影片後,座談相對無言,甚至有些難堪。
事實上,除了這個問題和影片並無直接相關外,我看不出它哪裡不適切。就算《浩劫》本身的使命及導演定位都可看出為猶太民族發聲的迫切,但今日社會正在發生的、血淋淋的以巴衝突這種浩劫也不該成為需要迴避的問題,又如何和侮辱扯上邊?導演帶著對影片強烈的私人情感來到一個開放討論的影展現場,似乎就容易衍生這種狀況,而或許我們也對導演本身抱持太大的期望──其實影展應該經常遭遇類似狀況:作品好的導演可能本身並不是個有禮或好相處的人,反而經常相反。這也是眾多影展工作人員必須面臨的挫折之一。
同時,外國導演因經常需透過翻譯才能與觀眾溝通,因此與台下的人又多了一層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導致一場辛苦安排的座談能產生的效果和深層理解變得很有限(不知若今天教授口譯員沒有直接譯出導演的話,而是用婉轉語氣帶過會不會好一些?)。再加上導演來台一趟的花費經常需影展單位負擔,於是造成吃力不討好的窘境。有時與其請導演來台,還不如請在地了解此議題的人士和民眾對談。
就這部影片來說,由Shoshana Felman 和 Dori Laub合著的《見證的危機》(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中有半本內容都在深入探討其「見證的不可能」(the impossibility of testimony),有興趣了解的朋友也可自行翻閱,或許收穫會更多。
昨天和我一起坐在電影院裡,一整天幾乎沒什麼吃喝、把影片嗑完的觀眾大約有一百多位。這些觀眾我相信是因為電影本身具有的歷史價值和意義而坐在這裡的,因為嚴格說起來,這部影片並不算好看。所謂的不好看在於主題的嚴肅及影像的乏味(visual insipidity)。這部1985年完成的紀錄片長9個半小時,並以近乎完全口述歷史的方式呈現,因導演認為這樣才能逼近(但也永遠無法重拾)他想得要的、關於猶太人種族滅絕的真相。當然,這部影片的震撼之處也在於此,就像有人把書打開來唸給你聽一樣,觀眾必須跟著敘述去想像和重現所有不復存在的歷史畫面,諸如猶太區的慘狀、死亡集中營每日早晨必唱的納粹歌曲、猶太人被SS禁衛軍強迫徒手挖屍體等等。影片中眾多地點、人名、數字、事件讓人來不及消化。
映後座談時間,滿廳觀眾都期待一睹導演的風采,聽聽這位記錄歷史的偉大導演要親口說些什麼。影展單位費盡心思將他從法國請來,更特別找來北京電影學院專攻法國電影的張獻民教授擔任口譯,但整個過程都令人感到挫折。首先是年邁的導演在回答主持人問題時都自顧自地、聲音模糊地用法文講著,一講就是十分鐘,才讓口譯員進行一長串翻譯,觀眾也是到那時才得以理解他的話,其餘時間只能放空。如此進行了大約兩輪就已經超時了。導演於是希望能至少開放讓觀眾問一個問題再結束,而這也是不幸的開始。
就如所有在亞洲國家的演講或課堂會發生的狀況,總是很少人願意主動舉手發言。不過就在那一瞬間有位年輕女孩起身發問。她的問題有些鬆散,但主旨是想知道導演對於目前在巴勒斯坦立國的猶太人的看法,即他們從過去的被害者角色成為現在的加害者。沒想到導演聽完後臉色大變,由口譯員轉述:「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這是對我的侮辱。」主持人只好趕快說:「那我們就停在這邊。」頓時全場一陣尷尬,工作人員的臉也扭曲了一下。於是座談嘎然而止,大家連掌聲都沒有給就魚貫離場。在這長達13小時、充滿話語的影片後,座談相對無言,甚至有些難堪。
事實上,除了這個問題和影片並無直接相關外,我看不出它哪裡不適切。就算《浩劫》本身的使命及導演定位都可看出為猶太民族發聲的迫切,但今日社會正在發生的、血淋淋的以巴衝突這種浩劫也不該成為需要迴避的問題,又如何和侮辱扯上邊?導演帶著對影片強烈的私人情感來到一個開放討論的影展現場,似乎就容易衍生這種狀況,而或許我們也對導演本身抱持太大的期望──其實影展應該經常遭遇類似狀況:作品好的導演可能本身並不是個有禮或好相處的人,反而經常相反。這也是眾多影展工作人員必須面臨的挫折之一。
同時,外國導演因經常需透過翻譯才能與觀眾溝通,因此與台下的人又多了一層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導致一場辛苦安排的座談能產生的效果和深層理解變得很有限(不知若今天教授口譯員沒有直接譯出導演的話,而是用婉轉語氣帶過會不會好一些?)。再加上導演來台一趟的花費經常需影展單位負擔,於是造成吃力不討好的窘境。有時與其請導演來台,還不如請在地了解此議題的人士和民眾對談。
就這部影片來說,由Shoshana Felman 和 Dori Laub合著的《見證的危機》(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中有半本內容都在深入探討其「見證的不可能」(the impossibility of testimony),有興趣了解的朋友也可自行翻閱,或許收穫會更多。